依此，在构建中国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国家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国家活动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未来社会政治模式及其基本走向。
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宪法实施的重点是动态过程，而宪法实现关注的则是最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实施是宪法实现的手段或路径，宪法实现是宪法实施的目的或归宿，也可以进一步说，宪法实现包括宪法实施，宪法实施是宪法实现的一个部分。（三）宪法价值实现系统的中介性因素——宪法价值实现的中介。
宪法价值实现的中介就是主体在践行、认知、接受宪法客体价值的一切工具性、手段性、桥梁性要素的总和。所谓宪治正义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最佳张力，是自由、民主、权力分工制约、社会自治、地方分权和法治的整合和升华，是法律的根本价值——正义在宪法上的最根本、最集中、最高的体现。在这些因素、形式和路径，并不是均衡、没有差别的，而是有的居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有的居被支配地方、起次要作用，于是就有了宪法价值实现的不同形态。宪法既然是在社会中运作，那么就必然与社会因素发生联系，受到它们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些因素推动宪法价值实现，宪法在社会中如果得不到一定社会因素的支持，则必然是得不到贯彻的一纸空文，另一些则阻碍宪法价值实现。宪法实施的具体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
生态性组织在我国宪法文本也大概如此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只有社会团体的概念，在序言出现了1处，在条文中出现7处，分别与个人、公民、政党、机关并列使用。[68]因此，在执法权相对集中的同时，内部分权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策略为现场受理连线申办，透过网络及行动载具，由第一线人员主动到府服务。[9] 竺乾威：《改革的逻辑：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反馈系统既是一个行政权行使的评价系统，又是行政权的改进系统。行政职能的定位尚需改进，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不准，政府向市场、向社会放权、分权仍然不到位[11]。
原来的改革逻辑是先大后小，先中心后边缘，先解决政治体制（党政关系、党与法律的关系），接着解决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问题（权力下放），再解决政府本身的问题（机构改革）。[19] 詹镇荣：《德国法社会自我管制机制初探》，载《政大法学评论》2004年第8期。
[87] 莫于川等：《行政执法新思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6页。[43]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相对滞后，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它可以客观地反映行政权行使的社会效果，评价行政权行使的总体状况。（二）民众临柜服务一次OK，检讨民众申办案件时检附书证誊本之必要性，达到全面免附书证誊本的目标。
虽然这种划分方法有利于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缺陷是政府目标难以清晰地划分。因此，程序具有同步监控行政权力的功能。[29] 参见肖捷：《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载2018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第7版。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层层把关，让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网络平台上精细化操作，实现严格的网格化管理。
行政权的行使具有目的正当性，既要有预期的法律效果，还需要良好的社会效果。由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一般先以单位工作流程进行分析及改善，进而探讨跨域业务流程整合、法规松绑，若仍无法有效改善服务品质，或是经分析需大幅度调整，则涉及组织再造议题。
[11] 刘熙瑞、马德普：《中国政府职能论：基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战略思考》，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26]因此，简政放权实际上是市场分权、社会分权、地方分权。
在执法方式和手段的选择上，行政机关还有着相对灵活的、可以自由选择的空间，这在强制执法与非强制执法的选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60]因此，在职能增加、人员增多的情况下，如何规范内部行政行为、提升内部行政效率，需要重点研究。首先，必须运用整体性视角。信息系统对于行政执法权的行使至关重要，它决定着行政行为方式的选择。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服务职能明确、服务对象清晰、执法依据充分、执法程序规范的综合管理部门开展先行试点，合理设计改革方案，做好调查与论证，进行顶层设计。如工程、法律和医药，法律部门的人就是律师，工程部门的人是工程师，等等。
如果把不同性质的职权盲目地搅在一起，势必违反权力运行的规律，造成权力之间的不适与干扰。根据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的事项将传统的行政权进行归类，针对每类行政行为的共同特点，从权力名称、实施主体、权力依据、行政条件、责任监督等方面进行共性归纳。
201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五项职能，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当下我国的行政任务主要分为政治统治类、经济保障类、公共服务类、生态维护类等类型。
有规则而无责任追究机制，实等同于无法治。最后，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组建了新的部门。
近些年来，在行政实践中日益推行的说理式执法，将说、劝、引、商、帮等柔性方式导入传统的行政行为中，增强了传统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可接受性、可操作性。从行政机构的设置上看，机构改革就是撤并、整合政出多门的传统架构，建立起宽职能、少机构、关系顺的政府组织结构。制度如何架构、自我规制的效果又该如何检验是行政自制理论无法规避的问题。[53]服务流程改造三部曲未来如何与现行整合服务效能跃升方案区隔，俾全面展开、具体落实将是我们持续努力的重点。
互联网+行政服务就是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创新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腿的服务。机构改革在职权配置上本身就遵循着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的原则。
划入、划出职责的部门应当主动衔接，加强协作，进行职责的无缝对接，杜绝出现权力真空。（二）行政职能框架定位——以五项核心职能为框架，架构行政职能体系 职能定位是否正确，是政府能否正确有效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这一环节以职权法定、权责明确、共性归纳为标准进行再造。十四大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经济职能日益明确。
另一方面，行政流程侧重于工作流程，它规范行政主体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行为。服务流程效率援引理性逻辑，强调透过工具性技术、组织流程的调整、服务运作过程的改善，方能提升效率。此外，在制定法以外，也不存在从逻辑上推导出的组织法上的原理。从总体上看，多数部门的职能转变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管理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90]因此，机构改革亟须创新、积累、改进与提升。如果没有行政职权的作用，行政流程就成了无水之源。
公共服务要求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将财政投入的重心转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原农业部的职责为基础，整合国土资源部、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涉农职责，组建农业农村部，不再保留农业部。
随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30] 张康之、李圣鑫：《任务型组织中的任务决定论》，载《学习论坛》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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